在蒙城县庄子祠濮池畔、庄子门内，有一残碑。碑文仅存186字，为苏轼所撰《庄子祠堂记》。庄子遁世逍遥，苏轼洒脱，便携《庄子祠堂记》残碑迎来送往，会四方宾客。
苏轼。
德国作家赫尔曼·黑塞说：“如果你憎恨某人，你必定憎恨他身上属于你自己的某部分。与我们自身无关的部分不会烦扰我们。”爱恨一体两面，赫尔曼的话也可以这么说：如果你喜欢某人，你必定喜欢他身上属于你自己的某部分。与我们自身无关的部分不会吸引我们。
就像苏轼与庄子，《庄子祠堂记》可看作他们的定“情”之作。
苏轼与庄子
道家蛰伏千年，到北宋方迎来转机。自宋真宗伊始，北宋举国修道观、倡道学，堪称道家“老顽童”的庄子，其人、其文及其思想，都深得时人喜爱。有宋一朝，自宋真宗诏令词臣“校定”《庄子》，宋人对《庄子》的注解逾70部。上至朝堂，下至乡野，庄子及其思想已渗透进宋人的生活习性和行为举止之中。王安石途经庄子故里蒙城，感慨于蒙城民风淳朴自然，在《蒙城清燕堂》一诗里写道：吏无田甲当时气，民有庄周后世风。
苏轼家居四川，道家渊源深厚，自小耳濡目染。八岁时，师从张易简，“眉山道士简教小学，常教后人，余幼时亦与焉，居天庆观北极院，余盖以三年”。（《众妙堂记》）苏辙在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里写道，苏轼“初好贾谊、陆贽书，论古今治乱，不为空言。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喟然叹息曰：‘吾昔有见于中，口未能言。今见《庄子》，得吾心矣！’”这就是一见钟情、一见如故吧！苏轼也在《与刘宜翁使君书》里自述说：“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，父兄不许，破以婚宦，故汩没至今。”这种任性逍遥、随缘放旷、追求心灵自由的秉性，并没随其宦海沉浮、身世飘零而淹没，而是贯穿、伴随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。
钱穆说：“庄周的心情，初看像悲观，其实是乐天的。初看像淡漠的，其实是恳切的。初看像荒唐，其实是平实的。初看像恣纵，其实是单纯的。”这适于庄子，更适于苏轼。
公元1057年，苏轼进京赴考。考场上，他百无禁忌，在策论里写道：“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”这句话把学富五车的考官——欧阳修和梅尧臣都给镇住了，竟然没读过！放榜后，苏轼前往谒谢，梅尧臣问他典出何处？他说是《三国志·孔融传》注。几个老师回去翻书，没有？苏轼笑了：哦，那个，我是取孔融“想当然”之意。
其后，苏轼父母接连辞世，他深陷政治旋涡，被一贬再贬。公元1071年，出京任杭州通判；公元1074年，调往密州知州；公元1077年，出任徐州知州。一路坎坷，他也深刻领悟了庄子的《逍遥游》：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”“举世欲之”“举世非之”，只是外在的评说和想当然，看似与自己息息相关，实则无关。别人眼里的我，未必是我。“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。”
公元1079年，“乌台诗案”爆发，苏轼的处境愈加艰难。他在《满庭芳》里写道：
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干忙。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。且趁闲身未老，须放我、些子疏狂。百年里，浑教是醉，三万六千场。
思量，能几许？忧愁风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须，抵死说短论长。幸对清风皓月，苔茵展、云幕高张。江南好，千钟美酒，一曲《满庭芳》。
李白贪美酒，酒深情浅，会慨然抒怀：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即使都是虚像也不在意。苏轼嗜美食，细嚼慢咽，在乎实实在在的口舌生津。比如一人、一书，就足以慰藉浮生。骨子里，苏轼就流淌着庄子的血液，他用自己的一生，给《庄子》注释，给自己立传。
《庄子祠堂记》溯源
苏轼为何写《庄子祠堂记》？说难理解，也难；说不难理解，也不难，无外乎人情世故。
苏轼是一个重情义的人，他和弟弟苏辙守望相助一生就是“铁证”。在政治上，苏轼可能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，但在生活里，他豪迈潇洒，慈眉善目，很好相处，友人颇多。屡屡遭贬，都能化险为夷，尤其是“乌台诗案”后，他仍能全身而退，就靠这些文朋诗友，靠底蕴深厚的人情世故。所以，如若蒙城县令王竞邀他为庄子祠撰记，他断然不会推脱。
只有王竞这个“人微言轻”的人情吗？深读历史，会发现还有更大的人情和故事。
苏轼的仕途，不是被贬，就是在被贬的路上，旧党踩他，新党也踩他，背后是政敌和投机者无休止的叮咬和迫害。如果要说还有光明的话，那给予他阳光的人，就是“女中尧舜”高太后。宋神宗驾崩后，宋哲宗年幼，高太后垂帘听政。她力排众议，一年内，就把苏轼从八品的团练副使跃升为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，兼任宋哲宗的老师。苏轼在皇宫的书斋，更是与高皇后的宫殿相通。由此可见，苏轼受宠之隆，几乎超越了君臣，无人能及。
高太后对苏轼何止是知遇之恩，说再造之恩都不为过。作为性情中人的苏轼，能不感激吗！而高太后又是庄子的老乡。史书里没有记载，高太后是否向大文豪苏轼打招呼，为乡贤庄子的祠堂作记。史书里可查到的倒另有他例，公元1091年，上清储祥宫修建完成后，碑记就是高太后钦点苏轼所作。于情于理，在高太后家乡修建庄子祠堂，王县令不会不告知高太后，高太后不会不关心碑记这头等大事。凭她和苏轼的关系，凭苏轼在文坛的实力，凭苏轼对庄子的喜爱……很难相信她能置身事外，不闻不问，不跟苏轼通通气。
于情于理，于字于文，苏轼为庄子祠堂作碑记都水到渠成。
但是，这里很容易忽略最重要的一点，作为主角的苏轼，他的主观意愿和意图难道只有人情世故吗？要知道，苏轼打小就不“老实”，逃过婚，考场上忽悠过考官，很有自己的想法。他能欣然洋洋洒洒写下《庄子祠堂记》，其中一定有点“小聪明”，顺便夹带一些“私货”，或曰讽谏，或曰牢骚。
蒙城县庄子祠。 邓贺祥 摄
讽谏或牢骚
彼时，公元1078年，苏轼因上书谈论新法之弊，被贬出京已八年之久。走出朝堂，辗转于各地，苏轼深刻地目睹了变法给百姓带来的灾难。心有万言，口不能吐半语，而他静读的圣贤书又无时不在告诫他致君尧舜、兼济天下。他迫切需要一个窗口，向帝王传声。
王竞的邀约，正好给他这样一个窗口。《庄子祠堂记》记的是庄子祠，也是家国天下。
在《庄子祠堂记》中，苏轼寥寥几笔交代事由后，笔锋便从《史记》斜出。他先指出《史记》的偏颇，庄子并非诋訾孔子，而是“盖助孔子者，要不可以为法耳”。“故庄子之言，皆实予，而文不予，阳挤而阴助之，其正言盖无几。”也算给庄子正了名，给儒道之争解了围。至于《庄子》中“若真诋孔子者”，《让王》和《说剑》浅陋不入于道，《渔父》《盗跖》等四篇与《列御寇》“是固一章也”。最后，他得出结论：“凡分章名篇，皆出于世俗，非庄子本意。”乍一看，苏轼确实是在写庄子和《庄子》，细思，满满的弦外之音。
公元1071年，宋神宗已登基四年，极力推行新法。苏轼守孝回朝，宋神宗满心欢喜地召见他。苏轼率性直言：“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纵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断，但患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。愿镇以安静，待物之来，然后应之。”他只是上陈新法弊病，要以民为本、循序渐进，真正富国惠民，并非诋訾变法。但是，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不高兴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不高兴。于是，他被认证为新法的“绊脚石”，被踢出朝堂。这也是“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。以仆为不爱公子，则不可；以为事公子之法，亦不可”的本意吧？
好意未必就能办成好事。新法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在执行过程中，却掺杂了太多个人的私欲，又有多少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呢？就像《庄子》，里面也混进一些伪作，扰乱视听。“庄子之言未终，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。”苏轼也是如此，话还没说完，就遭到昧者攻击。这不正印证了他所言非虚吗！所以，于庄子于己，“余不可以不辨”。进谏之言无路，苏轼就假借《庄子祠堂记》谏言。那些刻在石碑的字，或早或晚，总会被人看见，被历史解读。
王竞选择了苏轼为庄子祠堂作记，苏轼选择了《庄子祠堂记》为自己作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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